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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双枪老太婆”建国后被开除党籍

时间:2011-09-12 21:16点击: 次 
标签: 老太 建国 
“双枪老太婆”建国后的遭遇 四十二份申请书要求重新入党 。

陈联诗是小说《红岩》中“双枪老太婆”的原型。

她的母系和父系都是明清时期出过翰林的大家族,但她自己却与当过放牛娃的革命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结为夫妻。

陈联诗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参与了“五卅运动”,后因特务追捕回到家乡,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,其传奇的经历在华蓥山区和重庆地下党的同志们中间广为传扬。

本文是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撰写的她在解放后的遭遇。

进入妇联 。

重庆解放的第二天,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,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。

这个工作结束后,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,做了生产部的副部长。

对于陈联诗的工作安排,曾经有过很多传说,其实陈联诗去妇联的主要原因,是因为她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办的那个缝纫社。

陈联诗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期间为了解决烈属们的吃饭问题,办了一个缝纫社,缝纫社里大多是烈属,其中就有彭永梧烈士的原配妻子谭幺姐。

陈联诗知道,这些烈属和自己一样,此时最重要的是要活下去。

她借了五部缝纫机,加上谭幺姐和另外一个烈属凑来的两部,就组成了一个缝纫社。

重庆的冬天阴雨连绵,她们就生产简易雨衣到大街上去卖,赚来的钱用来维持大家的生活。

恰好此时,妇联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: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生产大量的军用物资,于是这个缝纫社成了重庆市妇联生产部的主要生产企业。

当时的妇联积聚着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年轻干部,陈联诗处处都让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同事们惊奇:她总是一只手上戴着表,另一只手腕上戴着一只碧色的玉镯,看起来像个女学者。

可是一遇到她过去那些穿锦缎旗袍和长衫马褂、作揖打拱和高声嘻闹的朋友,她就变得豪爽起来。

陈联诗没把这些惊奇当回事,解放了,扬眉吐气的日子开始了,她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。

现在她带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寡妇,风风火火干起来。

刚刚解放的重庆,诸多要事在同时进行:清匪、反霸、抓特务、取缔妓女、收容乞丐和游民、组织各种协会……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大动荡中大起大落。

陈联诗的身边很快集聚了各种各样的求职者,其中一批“身份复杂”:多次救过陈联诗和她一家的雷清尘去了台湾,他的夫人杨敏言现在生活没有着落,自然要来找陈三姐;在陈联诗保留下的那些求职信里,甚至还有当年的军阀杨汉印的信件,当年游击队决定假意接受杨汉印的“招安”,以“借路”开上前线去与红军会合,陈联诗怎么也算是他杨汉印手下的陈营长,白白得了许多武器、装备和银圆,也算是“间接支持”了革命,“求你为我安排个把人去自食其力总还是办得到的吧”。

当然没问题!此时的陈联诗不但有这个能力,而且也觉得理所当然。

咱们共产党总不能连那些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,连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也不懂。

这些帮助过革命的女人,又没有什么罪恶,安排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,自己养活自己,也是一种改造嘛。

就像有些声讨金钱的人骨子里渴望金钱一样,有些反对权威的人骨子里也渴望权威。

陈联诗在烈属和工人中间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经让人不高兴了,她还这样不请示不汇报,自然会让人受不了。

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,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。

农场风波 。

很多年以前,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,于是她积极行动起来,参加了具体的策划。

考虑到资金方面的困难,她动员了包括自己的保姆韩嫂在内的六个人,加上原先的旧股东,以投资的方式一共凑了旧币2000万元,相当于新币2000元。

她还根据当时的政策,制定了“劳资两利,公私兼顾”的经营原则,保证让每一个投资人在保证“为公”的前提下,自己也能得到好处。

事情在她的主持下积极地进行,其间经过了很多的周折,到1950年9月,具体计划已经引起了区政府和市建设局的积极回应,并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。

随着事情的一步步运作,眼看事情办得八九不离十了,陈联诗才兴致勃勃地将此事向妇联生产部提出,这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——生产部长的警惕。

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部长在解放区经历过土改,现在坐镇重庆,并会在以后坐镇整个西南。

生产部长劝说,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,如果农场做不好,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,还会影响到妇联,损失党的威信,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! 。

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

可是不久,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、退押和反恶霸斗争。

一天,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,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,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“减租退押”的时候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,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运动,耍花招。

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承认了这件事情。

事情闹大了,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:由“不注意自己的形象,可能影响党的威信”,一下子升级为“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”。

陈联诗的处境一下子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。

在很短的时间里,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,对陈联诗进行“批评帮助”,为了证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低,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轻同事们搜肠刮肚,“检举”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。

可是猛烈的批判和陈联诗自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在苏联接受过正宗“肃反”教育的组织部一把手生气了: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,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,一定要处分,应该劝退出党!谈下来的结果自然很简单:陈联诗坚决拒绝。

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大发雷霆:劝你退党你还不同意?那就开除!

遭到“劝退” 。

事发不过一个月之后,在同志们的震惊中,这个处分决定拿到妇联全体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通过。

大会宣读了陈联诗的材料,然后要求就开除党籍问题进行表决,显然有不容置疑之势。

陈联诗在大批判的浪潮中为自己辩解,人们打断了她的话,对她居然敢于为自己辩解而义愤填膺。

一个年轻党员突然发言:我不同意。

她叫赖松,也是一个地下党员。

她说凭什么说陈联诗觉悟不高?人家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,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争得那么壮烈,丈夫牺牲之后一直孤儿寡母闹革命,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解放,怎么会是觉悟不高? 。

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人冷冷地说:过去的事情不能说明现在。

赖松站起来:你代表谁?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你个人?你说话负不负责任?来人沉默。

形势陡转,妇联的党支部书记边涛也站出来说话了(她的丈夫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),她明确地向组织部的来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:你是代表组织,可是你也不了解情况。

我是支部书记,很多情况连我都不了解,我觉得就凭这样的材料开除一个同志的党籍,很不慎重,我也不赞成。

但这一切反对都没有用,市委已经收到了妇联的“专案小组”整理出来的关于陈联诗的材料。

这份材料既没有通过支部,也没有通过党组,由态度坚决的妇联主任直接递到了她的丈夫——市委书记手里。

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说:“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,陈联诗简直就像一个反革命。

” 。

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地下党中九死一生活过来的干部,他很熟悉陈联诗,可他不能为陈联诗说话。

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商量,最后一咬牙说还是做做工作,让老大姐同意“劝退”吧,“劝退”毕竟比“开除”要强。

这一天,是1952年6月16日。

后来知道:如果她坚持不写这份“退党申请书”,她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,永远不许重新入党,还会被“开除公职”,不予安排工作。

于是,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,所有的牺牲都一笔勾销,当她为之奋斗了半生的理想实现之际,她被“自己人”变成了一个改造对象。

事后有人感叹地说:陈联诗解放后要是不那么积极,她会一点儿事情都没有。

逆境自强 。

1953年春天,陈联诗到了重庆市民政局位于郊区小南海的一个妇女教养院。

她踩着雾气浸湿的千级石阶,慢慢走向山顶的一座破庙,那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“社会渣滓”,她们都是些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,对于前途已经失望:发牢骚,闹事,不听调配,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,自己到附近农村去找“出路”,导致有一天47名当地农民到教养院“求婚”……

长期颠沛流离的地下斗争生活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,使得五十好几的陈联诗身心交瘁,她很瘦,经常生病。

但她带着这些把自己和男人都不当回事的女人学习《婚姻法》,带着习惯了游手好闲的她们去植树,锤碎石子修公路,还去为她们解决扯筋打架和形形色色的“思想问题”。

她在这里工作了一年,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嘉奖,到1954年1月离开的时候,她被当地群众选为区人民代表。

教养院给她写了一份很详细的鉴定,盖上了公章,后面还很慎重地署上了每个领导的名字,又盖上了他们自己的私章。

在陈联诗一再要求下,每个人都给她提了意见,意见中的优点是“党性和组织性极强,阶级立场鲜明。

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,深入群众生活,关心群众疾苦,吃苦耐劳热情积极……”缺点是“常常陷入事务主义,凡事都要亲自过问,批评时应该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,没有很好地坚持生活制度,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病况和年龄……” 。

这份鉴定中反复用了“党性和组织性”这样的词汇,显然所有的人都把她当党内的同志一样看待,表明了他们对于陈联诗被“劝退”的不理解。

她刚来不久,党组织就开始讨论她重新入党的问题,院长两次动员她写申请,可是她已经伤透了心,等到缓过气来,把申请交上去的时候,已经要离开这里,去医院治疗她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。

教养院的党支部来不及讨论她的入党问题了,以后漫长的申请之路就这样开了头。

从那时起,她留下了42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底稿,有的平静,有的委婉,有的激愤,有的悲凉。

她一直都在不停地写,毕竟她“同意退党”的前提条件,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“重新入党”。

也就在这个时期,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:“三反五反”运动开始了。

妇联生产部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遭受的斗争场面更加残酷——她被关进了黑屋,没有任何人听她的辩解,不久也被逐出妇联,下到了基层工会。

还有一位以激烈的姿态斗争过陈联诗的女人,在陈联诗走后的三个月也被开除了党籍,被送到民政局“改造”。

她也爬上了千级石阶,在破庙里住了三天哭了三天,她说,陈大姐啊,我怎么知道她们整完了你,就来整我啊!陈联诗也哭,却沉默,最后长叹一声说:等吧,事情总会弄清楚的。

她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三十年。

其时她早已经不在人世。

恢复党籍 。

被妇联“扫地出门”的陈联诗,依然受到很多人的关心。

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的邵子南为她的那些故事着了迷,将她调到重庆市文联的美术家协会,陈联诗终于重新拿起了她热爱的画笔,成了一个专业画家。

她还是市里的政协委员,其间好像文联的党组织也曾经打算过为她解决”组织问题”。

可是经历过一次次运动之后,人们的“阶级斗争觉悟”在不断被提高,以至每次重新审查她的档案时,都会发现新的问题。

人们发现不但是陈联诗自己的经历很“复杂”,连华蓥山这支队伍也“说不清楚”:游击队为什么偏偏要去和那些地主“土匪”的队伍联合起来打军阀?为什么不直接打出共产党的红旗,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?于是不但游击队的性质无法确定,就连廖玉璧的“烈士”身份也无法确定,陈联诗的党籍也就一直被搁了下来。

1960年初夏,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医院,文联组织班子对她的革命回忆录进行了最后的抢救。

重庆市委专门下了指示: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陈大姐的生命。

这在国民经济已经发生困难的1960年,对于一个受过“处分”又“经历复杂”的老人,算得上特殊中的特殊。

她的床前经常围绕着党政要人,他们安慰她,赞美她,鼓励她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,只有当陈联诗拉着他们的手,要求解决自己的“组织问题”时,他们才支吾其词或者沉默:革命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是不好解决的,其中包括面子问题。

后来,有一个人终于也来看她了,这个人就是原妇联生产部长。

此时的陈联诗,癌细胞在全身到处扩散,喉管也因为一次抢救被切开,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生产部长轻轻地走到陈大姐的床前,拉住了她的手。

这只手瘦骨嶙峋,手腕上还戴着那只碧色的玉镯,那是当年她的丈夫给她的定情物。

生产部长突然就哭出了声来。

陈联诗也在无声地流泪。

她默默地取下了手腕上那只碧色的玉镯,要将它戴到生产部长的手上。

生产部长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:“我完全没有想到老大姐会这样。

我知道她虽然很早就参加了革命,却一直保留着书香世家的修养和鉴赏水平,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。

我吓坏了,连忙拦住她,说陈大姐我不能要,你留给你的宁君吧。

陈大姐着急了,她说不出话来,只是给我比划,意思是宁君她有一只,这只一定要给我。

她拉住我的手,费了好大的劲才给我戴上了,我……”她已经泣不成声。

生产部长一直把那只玉镯包在一块精致的手帕里珍藏着,后来在“文革”抄家时被抄走了,一直没有下落。

1960年7月21日,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一份“入党申请书”,即第42份入党申请书。

第二天,她在安静的蝉鸣中,乘鹤远去。

1982年8月16日,《重庆日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郑重宣布:为地下党老党员陈联诗同志平反,并恢复党籍。

此时离她“退党”的时间,整整30年零两个月。

(责任编辑:lantian 本文网址http://www.shulife.com/view-18582-1.html 转载请保留出处) (移动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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